“不可！”

兵部尚书冯元飚有不同看法，他站出来，一边剧烈咳嗽，一边徐徐反驳。

冯元飚认为，京畿运河最窄处13米，宽处18米，建虏想要架桥渡河绝非易事，也非一日一夜所能完成，因此不需要处处重兵，只要在东岸严加戒备，配备几支机动部队，但是发现建虏在某地架桥，立刻出动阻击就可以。

当然了，建虏兵可以泗水过河，不过没有了战马和重甲，建虏兵也就失去了威力，再者，建虏兵大多是旱鸭子，会水的人并不多，难以形成大威胁。

而就整个防线来说，现在的兵力，尚可以应对——杨文岳的保定兵，阎应元和杨轩的两个战兵营，防守河岸，刘耀仁率领的四个千总队防守石桥，运河的漕丁漕兵和武清东安等地的本地军士作为辅助，一共有将近四万人，另外，尤世威的三千山东兵往吴桥，陈有福的四千河南兵往大名府，唐通的三千密云兵回援京师，都可为后续的援兵，因此在冯元飚看来，运河防线尚可，暂时还不需要动用两千里之外的孙传庭和左良玉。

不宜动用孙传庭和左良玉的另一个原因是军粮。

从陕西湖广到京师，单程两千里，往来四千里，从命令下达到抵达京师，最少需要两个月，今年河南虽有小丰收，但陕西山西保定等地依然是大旱，湖广粮食也减产，各地州府粮仓空虚，恐难以供应秦兵和湖广兵进京勤王的粮米，如果强硬命令，说不得就会重蹈崇祯二年，建虏入塞时，各地人马纷纷进京勤王，但沿途却得不到军粮，饿兵溃散，就地落草为寇，变成流贼，为害地方，茁壮了流贼势力的覆辙。

孙传庭和左良玉虽然不至于中途溃散，但却也不可不防。尤其左良玉的部队军纪一向不佳，沿途所过，必然是骚扰百姓，造成的祸害，怕不是各地官府所能承受的。

更不用说，李自成和张献忠都还没有被剿灭，如果孙传庭和左良玉离开，李自成说不得会死灰复燃，而张献忠则是会摆脱官军的四面围剿。

冯元飚说的有理，不过支持他的人并不多，很简单的原因，不调孙传庭和左良玉的兵马，为了固守运河，必然还需要从京营抽兵，在建虏大兵入塞、形势危急的情况下，大明京师的兵马不但没有得到加强，反而还被削弱了不少，这是群臣所不能接受的——不止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都在京师，更因为京师乃是大明天子所在，容不得一点闪失，虽然太子抚军京营之后，京营的兵力和战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和提升，但这不并不表示京师的兵力是富余的。

当然了，群臣心里都明白，今日冯元飚所说，并非完全是冯元飚自己的意思，而是冯元飚和太子共同商议的结果，从年初开始制定防御计划开始，太子就经常和冯元飚、吴甡两人密议，今日冯元飚所说的这番话和这些理由，肯定是太子首肯和同意的。

“本兵所说，臣不能同意！”

很多朝臣提出反对，坚持召孙传庭和左良玉的兵马勤王。

历来，但是建虏入塞，朝廷都会任命一个总揽天下兵马的总督，崇祯十一年是卢象升，历史上，崇祯十五年时是蓟辽总督范志完，但实际上去年的统帅却是太子殿下，今年建虏又入塞，太子当然还是当仁不让的第一统帅。

这也是到现在为止，崇祯帝和朝臣都没有讨论总督人选，只是等待太子回京的原因。

不过在一些顽固的文人看来，太子统兵，绝非是社稷之福，一方面，兵凶战危，箭矢无眼，太子领兵打仗，极有可能会出现意外，一旦有意外，太子兵败失陷，那就是天崩地裂、难以挽回的大祸事；而另一个方面，如果太子持续胜利，威望持续增长，长此下去，怕是会出现储强君弱的局面，就一个王朝的稳定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

一句话，文士总督，才是朝廷应有的法度。在洪承畴投降建虏之后，现在大明能拿出来的总督人选，怕是只有一个孙传庭了，因此，他们极力鼓动崇祯帝，要求调孙传庭入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