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武侠小说都是短篇，如《虬髯客传》、《红线》都不到三千字，在这么短的篇幅中，写故事、写景物、写性格，每一方面都写得很精彩，这确是极不容易的事。《虬髯客传》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不必赘述。这里只举其中写李靖、红拂在旅舍初会虬髯客一段为例，让我们看看作者的艺术手法：

行次灵石旅舍，即设床，炉中烹肉且熟。张氏（红拂）以发长委地，立梳床前。公（李靖）方刷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驴而来，投革囊于炉前，取枕欹卧，看张梳头。公怒甚，未决，犹刷马。张氏熟视其面，一手握发，一手映身摇示公，令勿怒。急急梳头毕，敛袂前问其姓。卧客答曰：“姓张。”对曰：“妾亦姓张，合是妹。”遽拜之。问第几，曰：“第三。”因问妹第几，曰：“长。”遂喜曰：“今日幸逢一妹。”张氏遥呼：“李郎且来见三兄！”公骤拜之，遂环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计已熟矣。”客曰：“饥。”公出市胡饼，客抽腰间匕首，切肉共食。食竟，余肉乱切送驴前食之。

短短一段，写红拂的慧眼识英雄，不拘小节，虬髯客的豪迈绝伦；而李靖则多少有点世俗之见，直到红拂摇手示意之后，方知来者乃是英雄。三人性格，都是恰如其分。对白精炼，读之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红线》的主角红线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婢女，另一个节度使田承嗣想吞并潞州，薛嵩惧，红线便自告奋勇，替他去探虚实。一个更次，往返七百余里，将田承嗣床头的金盒取回为信，令得田承嗣赶忙修好。一场战祸，遂得避免。书中写红线往探魏城（田承嗣驻地）之后：

嵩乃返身闭户，背烛危坐。常时饮酒数合，是夕举觞十余不醉。忽闻晓角吟风，一叶坠露，惊而试问，即红线回矣！

寥寥数十字，写了薛嵩的焦急之情，又写了红线的“轻功”妙技，传神之极。

唐人传奇对我的影响很深，我写的《大唐游侠传》、《龙凤宝钗缘》这一组以唐代为背景的武侠小说，就是取材于唐人传奇，空空儿、精精儿、聂隐娘、虬髯客、红线这些虚构的传奇人物和真实的历史结合，让他们“重出江湖”的。

中学时代，我看的武侠小说也不算多，对近代的武侠小说更是看得少之又少。心理学家说，童年、少年时代欠缺的东西，往往在长大后要求取“补偿”，我在读大学那四年期间，大量地阅读近代武侠小说，或许就是基于这种欲望。另外一个因素，是受到一位老师的影响。这位老师是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关门弟子金应熙，当年岭南大学最年轻的讲师，“四人帮”倒台后任中山大学的历史系主任，现在则是广东历史学会的会长。

陈寅恪是不鄙薄俗文学的，他有《论再生缘》一书，将这部清代才女陈端生著的弹词小说，拿来与希腊、梵文诸史诗比较【注一】，对它的传奇性和艺术性都推崇备至。金应熙虽然没有这方面的著述，却也是标准的武侠小说迷。在岭大教书的时候，还珠楼主和白羽的新书一出，他必定买来看，而且借给有同好的他的学生看。我不但向他借书，还经常和他谈论武侠小说，谈到废寝忘餐。

注一：陈寅恪在《论再生缘》一书中说：“弹词之书，其文词之卑劣者，固不足论。若其佳者，如《再生缘》之文，在我国自是长篇七言排律之佳诗，在外国亦与诸长篇史诗，至少同一文体。”

不过，或许是受金师的影响吧，我读的近代武侠小说，也是有点偏好的，白羽、还珠的作品我是必读，其他作家的就只是选读了。白羽是写实派，对人情世故，写得尤其透彻；还珠楼主是浪漫派，其想象力之丰富，时至今日，恐怕还是无人能与比肩。他们走的路子不同，我对他们的作品则是同样喜爱。

欧洲在中世纪也曾流行过武侠小说，称为骑士文学。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撒克逊劫后英雄传》就是其中一部。西方的“骑士”和中国小说的侠客有相同处也有不相同处。相同之处是大家都勇武豪侠，抑强扶弱；不相同处是：一、西方的骑士必定要认定一个“主人”，效忠主人；二、“骑士”的称号必定要国王或至少什么大公爵之类封与，而中国的“侠士”则是民间尊敬的称号；三、西方的骑士总是效忠君王，维护为基督教而战的“圣战”，而中国传统小说中的“侠客”，尽管不敢反对皇帝，但也还有许多独往独来、笑傲公卿的人物。我是认为中国传统小说中的“侠客”要比西方的“骑士”可爱得多的。西方的武侠小说对我影响甚微，倒是那些属于“正统文学”范畴的西方古典文学名著对我影响较大。不过总的来说，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无论如何都是比不上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的。有人认为我的武侠小说“不脱其泥土气息”，或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尽管我在大学喜欢看武侠小说，但我的志愿还是在于学术研究的，做梦也想不到我这一生竟然会跟武侠小说结下不解之缘！

武侠故事每多“奇缘”，偶然性的因素，往往影响人的一生，我的“故事”虽然说不上“奇”，但却确实是以偶然的因缘才写上武侠小说的。一位与我相识多年的诗人朋友，曾这样感慨的说：“假如当年没有吴陈比武之事，假如不是当年某报主编忽发奇想，拉他‘助阵’的话，这位现代书生如何会轻功了得，‘登萍渡水’，‘闯入武林’？但‘下山’（《七剑下天山》）之后，如此良久地浪荡江湖，即使连他本人也是始料所不及的吧？”【注二】

注二：舒巷城《杂写梁羽生》，《梁羽生的武侠文学》（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一九八八年）页六十四。

“当年”是一九五四年（舒文误记为一九五二年），“某报主编”是香港《新晚报》当时的总编辑罗孚。“吴陈比武事件”发生于香港，比武的地点则在澳门。这是两派掌门人之争，太极派的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的掌门人陈克夫先是在报纸上笔战，笔战难分胜负，于是索性签下了“各安天命”的生死状，相约到澳门比武。擂台设在澳门，这是由于香港禁止打擂台，而澳门不禁之故。五十年代初期的港澳社会还是比较“静态”的，有这样刺激性的新闻发生，引起的轰动自是可想而知。以那天的《新晚报》的新闻为例，大标题是：“两拳师四点钟交锋　香港客五千人观战”；小标题是：“高庆坊快活楼茶店酒馆生意好　热闹景象如看会景年来甚少见”。“高庆访”和“快活楼”是澳门的赌场之名，由于有擂台比武，间接使得澳门的赌场也大发横财。观战的已有五千人，谈论的就更多了。

这一天是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七日，过了三天，我的第一篇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就在《新晚报》开始连载了。罗孚后来回忆这一事件说：“这一场比武虽然在澳门进行，却轰动了香港，尽管只不过打了几分钟，就以太极派掌门人一拳打得白鹤派掌门人鼻子流血而告终，街谈巷议却延续了许多日子。这一打，也就打出了从五十年代开风气，直到八十年代依然流风余韵不绝的海外新派武侠小说的天下。《新晚报》在比武的第二天，就预告要刊登武侠小说以满足‘好斗’的读者；第三天，《龙虎斗京华》就开始连载了。梁羽生真行，平时口沫横飞而谈武侠小说，这时就应报纸负责人灵机一动的要求起而行了，只酝酿一天就奋笔纸上行走。”【注三】

注三：柳苏《侠影下的梁羽生》，北京《读书》一九八八年第三期。文中将吴陈比武的年份误记为一九五二年。《新晚报》的“预告”是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九日刊出的，“在比武的第二天”云云应作“在比武过了两天”。柳苏是罗孚的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