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早点去另一个世界见自己的爱人，当然是师父求之不得的事情。他拖提前出去的狱友帮他想办法，舍去颜面、好话说尽，却还是又等了一年，才终于得到了这个释放的机会。而又一次，在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和这个世界挥手告别的时候，岑兰出现在了监狱门口。

原来那张提前释放证明，是岑兰找来的。

我相信在见到岑兰的那一秒，哪怕她已经半百了头发，脸上叠着倦怠的皱纹，师父的心中也不可能没有恨意。但最终，对岑先生的关心还是占了上风，无论是如同自己一样在狱中茍活还是先一步离开人世，师父都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可岑兰连半个明确的信息都没有透露，她不由分说地握住了师父轮椅的把手，把他往曾经的家里带。一路上师父都在不断猜测，他变着法子地问她，岑先生是不是也没死，是不是和自己一样坐了很久的监狱，这一次她拿来的释放证明，是不是就是岑先生授意的？而这些问题就和最开始的一样，都如同丢入水井的重石，毫无回应。

师父便往不好的地方猜，他问岑先生是不是死了，是死在七年前的湖里，还是别的地方。这一次，岑兰终于有了反应，她把眼前的碎发掖到耳后，轻声说：“桂飞白，景春说，希望你好好活着。”

回到曾经的住所后，她确实也如同说的那样，履行着岑先生的交待，不让师父有任何可以自杀的机会。家中的每一样利器都被她收了起来，再用一把厚重的大锁锁进厨房。她睡眠极浅，老房子不隔音，晚上只要听见丁点儿动静，她就要去敲师父的房门，看看他是不是还活着。

只是无论师父怎麽问，甚至拿出自杀作为要挟，岑兰也没有改变过这样语焉不详的风格。在他们一起生活的十年里，她总是间隔性地冒出一些‘岑先生对她的嘱咐’，既不说何时，也不说何地。她嘴里岑先生的每一句叮嘱，都像极了吊在驴面前的鲜美胡萝蔔，虚幻地画出一个距离不远的心满意足，勾着师父一口气，一日一日地活下去、等下去。

与之相对的，这也是她活得无比小心的十年。

十年间，她字斟句酌，避免提到岑先生的生死，甚至言语之中，还要用‘见面’之类的词来保护模糊的希望。可在这十年中，她从未离开过师父的身边，哪怕一天。而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如果岑先生当真还活着，无论他身在何处，岑兰都应该要抽时间去见他才对，如何能做到这样的寸步不离。

师父当然也发现了这一点。

在他和岑兰共同生活的第四个年头，时间迈入了万象更新的八十年代，一下子所有人都变得快乐和肆意起来，那些曾经被红色风暴席卷的日子，不过才结束几年，就已经变得跟旧时候的枪炮、硝烟一样，遥不可及。

人会本能地遗忘痛苦，只有这样，生活才能在欢天喜地的氛围中得以继续。重複的日常琐碎如同涓涓细流，一点点抹去石头上锋利的恨意。

那年国庆，在门外拥挤的欢笑声中，师父问岑兰，莫筝呢。

不仅仅是莫筝，还有莫文武，这些在岑兰生命中有着非同寻常意义的人，能让她坚持在红色风暴中不愿逃离的人，在师父出狱后，他一次都没见到过他们。

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岑兰正在择菜，她手上的动作一点儿没停，依旧熟练地把坏了的部分从绿色的叶子上掐掉。

“莫文武怕我有问题，就和我离婚了，”她说，“莫筝跟他。”

她没有说的是，莫筝当时并不想跟着莫文武，少女一次又一次祈求母亲把自己带走，但都于事无补。他们都清楚实情，岑兰害怕莫筝，正如莫文武害怕岑兰。

听到这个答案之后，那残留在师父心内最后一点恨意，至此也终于消失殆尽。他主动帮她理好了地上的垃圾，第一次认真地看向了这个同样垂垂老矣的女人。

他说：“岑兰，你放心吧，我以后再也不寻短见了。”

师父那时认定岑先生已死。

他笃定岑先生和他自己拥有着相似的情节，只不过可能是在医院，也可能是在监狱，他提前一步出了意外，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在活着的最后时刻，他叮嘱过岑兰，希望她能够替他监督自己活下去。所以这麽多年之后，岑兰才会找到他，照顾他，不断地编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谎话，让他继续活下去。

她是在完成她弟弟的遗愿。

可谁能想到呢，这个世界上自认和岑先生最亲密的人，最了解他的人，最爱他、亦是他最爱的人，他猜错了。

八七年，岑兰因脑出血去世，她死后，师父从她贴身的衣物里找到了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