掏出钥匙开门，在暗黑中摸到开关，啪的一声，客厅亮了起来。我说，不用换鞋了，没鞋可换。郑也皱眉道，你难道只有一双拖鞋？我说，我不习惯别人用我的东西，不过你一定要坚持，也行，你等一下。

郑也轻轻叹了口气，用鞋柜上的纸巾把箱体擦干净。我蹲下身从鞋柜里翻出一双比较新的冬天的拖鞋放在地上说，喏，就这个了，将就一下。

我说，我去厨房弄点吃的，你要吗？郑也说，谢谢，随便什麽都行。

我从冰箱拿出冷冻鳕鱼块，用橄榄油、盐做了简单的晚餐，拿到客厅，看到郑也穿着短袖和牛仔裤坐在沙发上，弯着腰，双手捧住脸。听到我的脚步声，她擡起头，这次不再是魂不守舍的恍惚，而是无法掩饰的忧伤。我假装没注意到，说，先吃饭吧，不好意思，没餐桌。

郑也接过香煎鳕鱼说，你什麽时候口味变得这麽清淡了？我说，上个月做了近视手术，医生嘱咐的，你边上的落地灯，也是特地买的最接近自然光源的，两只一起开，效果跟车大灯一样，我现在最珍惜的就是这两只眼球了。郑也吃了一口鱼说，看出来了，你真的很珍惜。

我坐在电脑桌前，几口就解决了晚饭，我知道郑也见我绝不是简单的看看老朋友，首先她根本不是这种多愁善感的念旧小女孩，其次，她总是全身笼罩着一层特殊的气氛，像晴雨表一样与周围的世界机械地对话。今天在电话亭边见到郑也时我就意识到，某种深刻的悲痛像飓风一样摧折过她的精神，在其留下的废墟上似乎再也不能建起和原来一样的华屋大厦。

把盘子拿到厨房，我说，我先去沖个澡，你可以用我的电脑上网什麽的。

等我顶着湿漉漉的头发出来，郑也的行李箱打开着摊在地上，除了少量的夏季衣物几乎全都是纸。她盘腿坐在沙发上，手拿一个陈旧的牛皮纸包裹，慢慢解开，我走近看，是一叠厚厚的画稿，再仔细看其他的纸，也都是素描，深的浅的，疏的密的。我边擦头发边在她对面坐下，问道，你什麽时候也学这个了？

郑也做了一个深呼吸，轻轻说，乘风，景扬走了。

（二）

李景扬是我和郑也共同的朋友，其实，我们三个从初中起就结下友谊，那是一九九九年，距今已经十二年。大学毕业后，之前的所有事情回想起来都恍如隔世。童年更加遥不可及，像看过之后隐约记得剧情的别人的电影。而一旦认真沉浸在回忆中，又着实能代入那个少年的身体在时光里穿行。

说起来，我们三个除了语文考不了高分并没有什麽共同点。郑也的爸爸是警察，妈妈在县法院工作，她家教甚严，从小被父母逼着看了很多书，也许是天性叛逆，也许是阅读顺序不对，总之对文学几乎不感兴趣。她是长大后才知道，八岁时当小人书看的那本没头没尾的《变形记》是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写的。至于十九世纪俄国经典，从《安娜·卡列尼娜》到《战争与和平》，皆因为人名长得记不住而厌烦。她唯一喜欢的书是《安徒生童话》，最爱的故事是《坚定的锡兵》，至少到大二那年还是。郑也的数学成绩比语文好，她认为数学优雅而确定，抛物线惊心动魄地扬起又稳稳当当地落下，像非洲草原上猎豹的身姿一样简洁有力。数学，不管过程是曲是直，是千回百转还是一气呵成，结果总是令人满意地长舒一口气。郑也渴望一切都整整齐齐地有规律可循，再不济也是错落有致的，而语文卷子的文章中心思想却总是比视野不佳时的夏季天空中北斗七星的斗柄还难找，思考题的答案也像会移动的靶子，极少有机会射中。时间久了她就不免怀疑自己，并常常有一种被蒙在鼓里的感觉，一定是有什麽衆所周知的关于理解世界的方式是自己不知道的，但是又因为衆所周知，她不曾听人提起。诸如此类的事情积累到一定的量，使她的人生和更广阔的人群的生活之间，隔了一层雾蒙蒙的屏障，软绵绵的，却怎麽也戳不破。这样的苦恼以幻想的方式缓解，郑也说她曾经的理想是当个专门写语文课本的教育家，她一定要仿照鲁迅写下“一颗是桃树，另一颗也是桃树”，这样等老师提问时，她就可以作为权威人士得意又平静地出来辟谣说，这句话说明两颗桃树没有区别，就好像这篇文章没有一个中心思想。

如果说郑也热爱各种数学图形，那麽李景扬的世界则是由线条组成的。他小时候，爸妈常年在外做木材生意，把他丢给爷爷奶奶照顾，后来回到老家开了家具厂。初二转学过来时，李景扬就已经是我们班零花钱最多的人了，但他并没有因此受到老师和同学的欢迎，或者说，大家不知道怎麽跟他交流。班主任张老师把一个背着大书包的男孩领进来时，什麽多余的话都没说，只是嘱咐我们不要欺负新同学，顺便拐到了末排“大傻”最近跟别的班同学打架的话题，并对其进行了严肃批评，相比之下，李景扬的到来倒成了微不足道的插曲。他站在讲台上看着全班，既不害怕也不疏离，眼神里有一种同龄人中罕见的坚毅，不同于青春期的男孩子特有的那种倔强和孤傲，而带着平静的真诚，他好像已经準备好接纳新的人际关系，同时又期待能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自由徜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