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漫画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但我们三渐渐成了好朋友。郑也和李景扬都住得离学校很近，只有我需要骑自行车回家，我常常推着车和他们一起穿过巷子走到岔路口再分手，奇怪的是，虽然我们每次都说很多话，但内容完全不记得了，只知道那段路不过几百米，印象中总是有淡紫色的天空，像被若有若无的水彩刷过。高高低低的电线杆上站着一排排麻雀，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青石板一块一块地往前延伸。

十八岁以前的时间过得真的很慢，像走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的麦浪中，耳边只有风声。

升到高中部后，我和李景扬被分到同一个理科班，郑也则去了文科班，她说，文科数学太简单了，几乎每次都能拿满分，让她能有更多的时间学习语文，理由虽然可笑，但却十分符合郑也的作风，因为她总是选择最安全的方案。学业渐紧，李景扬在课堂上偷偷画画的次数减少，但课外丝毫没有松懈，我和郑也去过李景扬家，他的房间几乎是一个画室，一叠叠素描纸摆放在角落，盒子里装着碳条和软硬不同的铅笔，刀具，书架上排满专业资料。他给我们看各种人物素描，黑白的人物画竟然比有色彩的更逼真，看久了便让人産生一种错觉，仿佛李景扬分身成两个人，一个和我们一样过着两点一线的中学生生活，一个在画纸上不停地运笔，后者离我们很远很远，不追上仔细端详就不会了解完整的他，而我们又已经满足于前者作为朋友的陪伴。

当时《时代英语原声版》杂志在中学生里很受欢迎，每期都介绍后来成了经典的流行曲，李景扬的书架上也堆满了配套的深灰色磁带，他不但英文好，还开始自学法文，因为以后想去法国读书。有个周末，我们在李景扬的房间里讨论新歌，突然听到他爸妈在隔壁吵架，虽然那块深蓝色的盒式磁带录音机里传出的歌声充分展示着令人羡慕的肺活量，但我们还是能听到有人摔门而去，接着从客厅传来极微小的啜泣声。盘腿坐在地上的郑也突然站起身，拍拍衣服，装作轻松的语气说，景扬，我还有事先走了。然后对我是使眼色，乘风，你走吗？我无奈地摇摇头，拍拍李景扬的肩膀叹了口气，什麽也没说，他却意外地对我们笑了一下，虽然脸上很快就没有了笑过的痕迹。他说，没事，我送你们到楼下。从那以后，李景扬再也没有邀请我们去他家。

他也不再把素描带到学校，学校真正成了学习的地方。北望八中的图书馆门前有一棵古老的菩提树，李景扬会在我们上体育课的时候坐在树下，看一本借来的里尔克或兰波的诗集。秋天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那些诗行上，也落在李景扬的白色衬衫上，在操场的尘土飞扬中看过去，很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郑也若有所思地说道，李景扬像悉达多，在树下参禅，我们应该是他的歌文达。

我问，歌文达是谁？

（三）

李景扬刚考上大学，父母就离了婚，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我们三也天南地北，我在北京，郑也在重庆，李景扬在广东，三个人组成了不等边三角形，直线距离加起来超过五千公里，只有寒暑假可以见面。但郑也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见面也是稳定的三剑客。

虽如此说，如果人们在一个岔路口分别，下一次的岔路口往往很难遇见。

李景扬大二时，拿到了去法国的签证。在这之前，他考了法语水平证书，寄出的素描作品得到了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认可，也通过了他们的绘画考试和面试。当他告诉我们这个消息时，已是临行前的八月份。郑也很不高兴这麽晚才知道申请学校的事，好像在还没认识对手的时候就被直接下了最后通牒。李景扬向她郑重地道歉，说，我也不是很有信心，只是想着尽力去做好，不知道为什麽，总担心提前说出去成功的概率会变小，虽然拿不出证据，但好像人生的事都这样。我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在旁边表示理解地点头，被郑也不满地瞪了一眼。

李景扬第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是从他爸那里拿的。我们都知道他父亲已经娶妻生子，重新组建了家庭。李景扬并不讨厌那孩子，孩子总是没有错的，但他见不得母亲流泪，便跟着讨厌了那个只比他大八岁的年轻女人。

郑也很快就忘了小小的不愉快，嚷嚷着要为李景扬践行。平时滴酒不沾的郑也提议去一家安静的酒馆坐下来好好聊聊。她花了五分钟在酒单上找好听的名字，兴奋得像个没见过饮料的孩子，最后却被老板推荐了名叫“第一印象”的招牌酒。而更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度数非常不高的威士忌鸡尾酒也能让郑也喝醉，因为她开始抽泣着说话，好在那天酒馆里正好有一支乐队在唱猫王的《常驻我心》，背景音足够大，而且调酒师和侍应生们也似乎已经对此场面司空见惯，没有来问这位小姐需不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