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抽抽嗒嗒地说，时间过得好快，转眼我们都长大了。我说，你现在说这个是不是太晚了，我们至少已经长大两年了。李景扬笑着安慰说，我又不是不回来了，何必这样伤心。郑也用纸巾揉了揉鼻子道，我更喜欢丹麦。

因为郑也总说断腿锡兵和纸舞女的故事最美，于是在她的心中，安徒生使整个丹麦变成了浪漫的地方。

酒馆昏黄的灯光温柔地落在玻璃杯上，汽车轮胎压着柏油马路奔跑的声音带着重重的水汽，驻唱的曲子已经换了好几个。李景扬主动说起了出国后的计划，他干净清瘦的手指来回地划着鲜豔的橘子皮，每一个字都像从窗外明亮的雨夜中飞来。

他答应郑也在巴黎左岸寄明信片给她，最好带上那些作家诗人们的画像，什麽普鲁斯特，乔伊斯，海明威。

我可以想象到，在异国他乡求学，当广阔的画卷无声无息在眼前展开，它一定充满不可抗拒的魅力，谦虚，包容，开放，慷慨。李景扬像一个在林荫道跑了很久的探险家，转弯看到了壮丽的山川河谷，而他并不流连于此，想到的却是另一件事：翻过这座山一定还有更多意想不到的风景。未来生活无数的可能性使语言变得苍白无力，只有一头扎进那片浩瀚的海洋才能邂逅不期而至的幸运。

郑也半闭着眼睛，头靠在了李景扬的肩膀上，看起来快睡着了，头发遮住了半边脸，而李景扬则低头认真剥着橘子，长长的睫毛微微抖动着，修剪整齐的指甲小心地避开着果肉。他侧过头去把半边橘子塞给郑也说，解酒的。郑也转而把整张脸埋在李景扬的肩膀上，喃喃道，我没醉，你给乘风。李景扬说，他不喜欢吃橘子。郑也的困倦完全传染给了我，我打了个哈欠说，回去吧，淩晨还有个nba比赛要看，得先补个觉。

我们走的时候，有人正在聚光灯下慵懒深情地唱着卡朋特乐队的《昨日重现》。外面雨已经停了，只剩凉爽的夜风。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四）

“走了，什麽走了？”比这句不假思索的反问还快的不祥的预感蔓延开来，在我和郑也之间织成一条河。

“先天性心髒病。房东太太说，午饭还见过面，晚上去画室看，躺在地上，身体已经凉了。”郑也像在转述一句别人跟她说过的话。

所以他可以不上体育课。所以他偶尔会请好几天假。

“他连我们都瞒着。”郑也叹了口气，双手又捧住了脸。

我仿佛看到清冷的月光洒满了阁楼，静静地照着画室里陈列于墙脚的雪白的石膏像。我轻易地想起这个再熟悉不过的场景，却无法找到它和真正的死亡有什麽联系。李景扬还很年轻，年轻得跟永远不会老去一样。

“他总是说，时间不够了，时间不够了。对于以梵高和罗丹这样的前辈为标杆不断努力的人来说，焦虑时间的流逝实在平常。当时我不知道他随时都会离开。”郑也眼神空洞，像望着一个没有底的暗处，她绝口不提一个“死”字，整个空间却都变得毫无生气。

“什麽时候的事？”我沉闷地问道。

“上个月二十一号。是阿姨通知的我，她说景扬总是提起我们，这些旧画我们可以拿走作为纪念。”

二十一号。那天我在做什麽，完全回忆不起来。我试图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找到一点不同寻常的感受，可能记起的无非是六月下旬本市受邻省台风登陆影响，下了半个月的雨。这个夏天的所有夜晚似乎都是用来失眠的，而做了眼睛手术的我，也无法像往常一样在深夜面对着一台发光的电脑屏幕写游戏程序，所以几乎停止了手头全部的工作，倒是听完了几本小说。

李景扬本来是今年毕业的。国立美院学制五年，他五年都没有回国，母亲在期间也重新嫁人了，对方是曾经教过李景扬的一个省协会的画家。李景扬后来又对雕刻艺术産生兴趣，租了一个退休美术教师的屋顶阁楼进行创作，凭窗可以看到塞纳河和很远的教堂的尖顶。尽管在欧洲学习生活，什麽先锋大胆的风格都见识遍，行事却像个古代人一样，几乎不用社交平台和聊天软件，依然保留着寄明信片和发邮件的传统。他提起醉汉在街头跟人打架，说暴力是不干净的，和疾病一样。他说巴黎很髒，被年轻的左翼艺术家们当垃圾桶的圣马丁运河的河底有数以吨计的自行车和啤酒瓶，纪念碑和老建筑的墙上也能见到难看的涂鸦；他又说巴黎很美，在灯火辉煌的寒冷冬夜，天空下着细细的雪，看到一尊人物雕像，神态是那样静穆，庄重，那样美和无情，以至于他竟産生了一种渴望，渴望承受那个人可能会承受的一切悲痛。他说，高级的美让人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够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