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棠在二十岁被召回俄罗斯,但他并不是从最开始就跟生母待在中国。

其实他的童年过得很殷实。

作为私生子，经常见不到父亲。

春棠也知道自己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在家里过着他想都不敢想的少爷生活。

但在十四岁以前，他半点没为自己的出身觉得耻辱过。

因为他的妈妈温柔能干,配得上他所能想到一切美好的词,完完全全足够补足“单亲”家庭给他造成的一切遗憾。

父亲也没让他们在物质上短缺过。

这一切的变故，发生在他父亲车祸去世那一年。

大雪天路滑,私家车上盘山公路,迎面碰上一辆刹车失灵的大货车，直接被撞下山崖。

毫无生还可能。

听起来是意外,但到底是不是,谁也说不清。

因为当时正值家里老爷子病危,底下几个叔叔伯伯为了分家产，氛围一直很微妙。

父亲的“意外”就像是某种信号,战火一触即发。

然后没多久老爷子也跟着去了，家里立刻乌烟瘴气乱成一团。

春煜跟他同年同月同一个礼拜生，日期前后就差三天。

所以那个时候的春煜也只有十四岁而已,他的生母因为难产一早就不在了。

树倒猢狲散，小小少年在混乱不堪的家族里自顾不暇。

父亲不在,春棠家中断了经济来源，只能由母亲出去工作。

所以那天春煜按响他家门铃，春棠下意识以为是妈妈回来了。

在此之前,他甚至不知道他这个哥哥原来也知道他们的存在。

当时是深冬下着鹅毛大雪的一个晚上。

两个一般高的少年在门口对视着，相同的银发蓝眼睛子宛若照镜子，屋内的暖气直直往外扑。

春煜裹着厚重的羽绒服,塞给他一个沉甸甸的手提箱：“他们要开始清人了,留在这里不安全,跟妈妈去中国吧。”

春棠听见他直接说“妈妈”没来得及多想，春煜便留下一句“如果到时候我还活着，就接你们回来”，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少年颀长的身影很快被屋外漫天喧嚣的风雪淹没，外面一个等他的人都没有。

妈妈回来看到那个装满了现金的手提箱，先是愣了一下，然后陡然抓紧春棠的肩膀：“他来过了？你哥哥是不是来过了！他除了给钱还说什么了？有没有说跟我们一起走！”

春棠看着女人忽然发狂的神态，有一丝茫然：“他只说如果他还活着，再接我们回来……”

踩着高跟鞋的端庄女人，瞬间泄气般跌坐在他面前，眼里有什么东西暗下去。

春棠那时不懂。

只是心里隐隐知道，他这种情况，一般并不会像他妈妈一直教的那样，亲昵地称春煜“哥哥”。

父亲没了，他们这一支就没了。

那些叔叔伯伯不会大发慈悲给父亲留后。

女人大概消沉了两天，除了给他做饭，根本不出自己的房间，更不和他说话。

春棠完全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只知道在第三天的时候，女人忽然让他开始收东西。

终于还是赶在清除开始前，带他逃到了中国。

但他们在中国一落地，女人就病了。

以至于他们落脚的诸多事宜，都是十四岁的春棠一个人料理的——用他勉强跟着网上学来的基础中文。

光是把春煜给的那一箱卢布兑成人民币，就花了他不少功夫。

女人躺在他们的租房里，很是病了一段时间。

起初春棠以为是父亲的去世对她打击太大，也让她去医院，但医院一直看不出什么毛病。

女人吃过药、打过点滴，依旧精神奇差、卧床不起，脸色肉眼可见憔悴下去，一天天心里不知道在惦记什么，神不思蜀。

只有一件事情做得最积极，那就是接电话。

当时座机还很流行。

他们租房的座机就放在床头柜上。

春棠是观察了好几次，才确定女人躺在床上不为别的，其实是为了守电话。

但那个时候哪来的什么人会联系他们。

只可能是春煜。

母子俩在俄罗斯过惯了奢侈的生活，坐吃山空。

春棠语言不通，没有户籍，学也没法继续上。

他一开始还在家里照顾女人，但后来女人又瓷瓷实实大病了一场，存款所剩无几。

春棠自发给家里消费降了级，拿上画板、铅笔就去街头帮人画像了。

幸亏他之前还学过画画，不至于真的什么都不会。

他碰到黎堂，就是在港市的大街上。

那是他到中国的第三年，十七岁。

他也尝试找过其他的工作，但那些算下来还不如他坐在大街上，凭脸吸引顾客挣得多。

也不怎么需要跟人说话。

客人来了就让坐下，然后动笔画。

黎堂那天偶然一次路过，看见春棠坐在一家咖啡厅外，借着招牌的亮画画。

路灯照在少年单薄的脊背上，莹白的皮肤，绒雪一样晶亮的头发。

在港市，雪并不常见。

路过的行人都在看他，甚至有不少女孩专程坐进背后的咖啡厅看。

但春棠只是望着纸，纤长的白色睫毛卷翘着，握着笔的神情抽离又专注，看着客人又像是没看客人。

黎堂一个晃神，就好像看见了黎淮的影子。

那天是黎淮的十二岁生日，第一本故事出版预售的日子。

销量非常火爆，首印刚上架就被一抢而空，所以黎堂那天心情很好，看着看着就在旁边停下了脚。

一停好几个小时。

围观的路人走了一茬接一茬，他还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