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么样的三长制，引起高台上众官员的群情激涌及义愤填膺呢？

能被邓艾专门拿一份文书表述，说明关于三长制的介绍并不简单。

而就在那详细的介绍之下，高台上尽皆饱读诗书的官员，很快就明白了三长制是什么。

从本质上来讲，邓艾所提出的三长制乃是一种对汉代地方基层行政组织的改造。

原本大汉的地方基层行政组织，是以乡里为核心的。

对于这一点《汉书》中就有详细记载：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

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

从这个记载可知，在汉代县下面一级的地方行政组织便是乡。

由于古代的经济并不如后世发展，所以这样较为简单的一种地方行政制度，是符合当世的国情的。

否则大汉也不会那么强大。

只是任何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产生很大的弊端。

这个制度最大的弊端在于“三老”二字。

汉高帝刘邦当年曾下过一道政令：

“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

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

在刘邦的这道诏令之下，地方豪强的前身“三老”，开始在大汉的地方政治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汉代对选拔“三老”的要求除去年纪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便是“能率众者”。

在中国这個宗族社会来说，想做到这点，单单靠个人的德行是不够的，他们必须要为乡族势力所认可。

而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满足这样要求的“三老”大部分的人都是六国遗留下的贵族。

这一点从汉代的各种记载也可佐证，“三老”不仅在当地很有影响力，还经常直接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甚至能直接上书给天子。

有这样见识、能力的“三老”，绝不可能是普通的老百姓。

在古代，知识是最昂贵的一种资源。

当然刘邦不可能看不出这一点。

但是他就是看出这一点，才会毅然决然地继续推崇“三老”制度。

因为那时候刚刚建立的大汉是残破的，是动乱的，他需要给这些地方上的“三老”相当大的政治特权，来换取他们对大汉的认同感。

从后面发生的种种事件来看，刘邦的目的很完美的达到了。

只是无论在任何朝代，任何时期，地方行政都是稳定国家的关键。

“三老”制度随着时间的发展，他的权力也在无限的膨胀。

由于“三老”在汉代特殊的政治地位，“三老”一可左右乡党舆论，对“乡举里选”的察举，征辟往往起到关键作用。

同时三老又是制定地方法律法规的重要组织，同时也是宣传国家政策法规的教化组织。

甚至到了后来，就连大汉地方政府的政策法令的颁布和施行，都要请示三老。

最关键的在于，“三老”并不是政府直接任命的，很多时候乃是由地方自发选举出来的。

这一点直接导致“三老”慢慢往地方豪强的属性演变。

因为人皆是有私心的。

既然政府不干预“三老”的选举，再加上“三老”一职在地方上拥有的令人垂涎欲滴的莫大影响力。

那些“三老”怎么会不想将这个位置，传给自己的后人呢？

一代两代之后，后世人所熟知的地方豪强便不出意外的出现了。

正因为地方豪强的前身大多都是“三老”，他们才会在自己家乡拥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由于这种在当地的强大影响力，所以很多大汉朝廷直接委任的县令，乃至于太守，都不敢与地方豪族硬抗。

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乃至于性命，慢慢变得与当地豪族同流合污。

这便是汉代时期的“皇权不下乡”。

在皇权不下乡的情况下，大量的土地兼并及荫庇人口的行为开始变得猖獗了起来。

数之不尽的良田被侵吞，数之不尽的良民为了生计被迫成为地方豪族的家奴。

而人口与田亩，便是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根本。

当这两个根本失去之后，只会导致大汉的国力越来越弱，而地方豪强的势力却越来越强。

再加上他们在官场上的政治影响力，他们才有胆量对抗中央政府，扯旗造反。

这一点糜旸知道，在场的大多数官员都知道。